我的书房

鲍贤伦|文

我的书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却是我家最好的一间房了。两壁做了顶天立地的书柜，一面是南窗，留下一堵白墙，可以挂个斗方或扇面。书房中央，堂堂正正地凭空放一张画案，人在画案四周走动，紧凑而不至于拥挤。

因为空间的有限，慎满勿塞便成为布局的上策。除了笔墨纸砚印章，其余可有可无的摆设一概省去了，就是这些必需的实用物，也没有特别的安置，平常地放着，构不成特写的景致。

纸是书房内使用量最大的一宗。房角堆放着几刀大小、品质不一的宣纸、毛边纸，那是用来创作的。我的创作基本上用白色的安徽宣，不到万不得已不使用其他色纸，我固执地以为使用色纸有取巧之嫌，至少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敢这么说，是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曾经的阶段。个人的一段或一次经历有时会不可思议地主导后来一系列行为的走向，我对宣纸超乎寻常的珍惜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1975年我在上海厂里当学徒，为了参加“上海青年书法展”，跑到朵云轩去买来4张宣纸，哆哆嗦嗦地把4张纸全部写坏了，一咬牙又去买来3张，终于侥幸完成了鲁迅“曾惊秋肃临天下”诗中堂并入选展览。虽然备受鼓舞也因此落下了毛病——当时学徒工资是18元，每张宣纸好像是5角左右，7张宣纸非同小可。从此就常做宣纸梦，待到后来有能力了，就让梦想成真，储存了许许多多的宣纸，足够用数十年的了。尽管有用不完的纸，却仍然“惜纸如金”，写坏了的纸还要裁下空白的一块，大大小小的放在一起，堆满了一张圈椅。看到朋友创作时用干净宣纸作吸墨用，竟会不自禁地心疼。而且我至今害怕在特别珍贵的纸上创作，有谁拿来一张好纸“命题作文”，我未下笔时心已虚，病根便是三四十年前落下的。除了宣纸，元书纸的用量也很大。我的所有临写功课都是用这种富阳纸完成的，我觉得不管临碑还是临帖，元书纸都是最合适的选择，只要粗细有别便行。用过的元书纸一叠叠地不断加高，就需要不时地清理出户了。看到有的家长慷慨地买宣纸让孩子临写，我总不解。后来平静地反思自己，会不会初始是不舍，久而久之便积习难返，条件反射地认定宣纸不如元书纸更适合临写呢？

我用墨是最没有出息的——我用墨汁，而且是胶很重的一得阁墨汁。对我来说，磨墨已是很遥远的事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常常在徐伯清老师家里为他研墨，在一方汉砖砚里慢慢磨出浓浓的一池墨来，然后看徐老师从容不迫地写一手丝丝入扣的小草，可惜那份精致和优雅我没有学来。我偏爱碑的重、拙、大审美趣味，简、帛只是附丽性地使之活泛而不僵硬，助其润泽而不干枯罢了。所以我对用墨的核心要求只有一个字：黑。黑透纸底，黑到耀目。新鲜的“一得阁”最能满足这个要求，只要借助一点清水，调到恰到好处，然后不紧不慢地在纸上渗透、咬住，黑得干干净净，黑得纯粹而明亮，于是苍润出焉，古雅生焉。有人爱用宿墨，我总嫌脏，不得清雅气息。也有人爱用浓淡墨，我觉得那是后人手段，先就失了几份高古气派。我的用墨量很大，需要10瓶20瓶地往家搬，一得阁算得上是价廉物美了。新近发现一得阁又有了升级版——“云头艳”，试了试，似乎胶用得平和了一些。当然，书房里也存了一些油烟墨、松烟墨，目前暂时不会用它们，或许待退休一切都缓慢下来的时候，就该它们登场了。

现在该写到笔了。笔本是最重要的用具，放到这里才写，实在是对笔缺乏信心。我的笔筒里插满了毛笔，书案一角也堆砌着一大把的笔，总数约在五六十支吧。其实真正常用的也就三五支，要等用坏了才换新的。那一大批待用的都只是候选对象，有点像选入后宫的佳丽，真被皇上临幸的概率是很低的。20年前我曾爱用鹤脚一类长锋笔，弹跳地摹写汉简。后来想法变了，器随道变，改用短锋，并请人专制出特别饱满的短锋型，与吴昌硕的蒜头笔又有所不同。我在乎笔肚的圆厚而不虚空，笔肚与笔锋的过渡又要贴切自然。本来我一直选用老品牌毛笔：湖州善琏湖、杭州邵芝岩、上海周虎臣。后来江西进贤文港的制笔崛起了，一度也并不入法眼，以为夹了尼龙丝的笔只适宜老干部或小青年写写的。不曾想江西笔越做越好，又听说有些外地品牌其实也是在江西加工的，立场因此便动摇了。只是心里总有一份对不起湖州老乡的亏欠，我对湖州的领导说，不是你们的笔做的不好，实在是现在的羊毛不好了。

最可以玩弄的应该是砚了，玩弄与使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的桌子上只有一块带盖的圆形端砚，实际上只是储墨器而已。用时注入墨汁，用完合上木盖，过一阵日子将砚清洗一遍，洗净的砚里盛一池新鲜墨汁是何等惬意的事呵。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便有洗砚的常识了。有一次楼下一位做小学教师的邻居不屑地嘲讽我说：你洗砚台不就像洗煤球一样吗？这让年少的我第一次有了悲悯他人（而且是大人，而且是教师）的心理体验。虽然眼下在用的砚只有一方，待用的砚却藏有几十方，它们与待用的墨锭的“磨合”来日可待——这似乎在轻松地支付自慰式预期。

我的印章倒有许多，先后拥有数百方，现在还在用的数十方就盛放在两个木盒里。有好印就忍不住钤盖的冲动，虽然心里明白用印宜少勿滥、必需才用的原则。看到个别书家长期固定只用一方名章，更是佩服的不行，在理念的背后还有着骨子里的淡定。我选用印章的基本原则，是与我书风的相契，与作者名头的大小并无大的干系，其中徐正濂、陈峰、孙小东、何国门刻的印使用率最高，柳青凯的肖形印用的也不少。这几天正在等待谢小毛割爱赠我的那两方闲章的到来，这种等待也是很享受的。

比较个性化的是：我在自己的书案上铺了一张藏青色的呢料，美观而实用，最值得自豪。遇到外出不得不使用毡子时，立即比较出桌子与毡子之间、毡子与纸之间虚空的缺陷来。呢料每隔两年要更换一次，城里已经买不到了，要托人去县城甚至乡下的布料店才能找到。

辛卯秋月，凤凰画馆馆主柳青凯从北京来，感慨我的书房布置素朴乃至简陋，与京城书家的考究反差很大，他说这很出乎他的意料。

我自己的感觉却很好，以为这小小的书房便是我的精神氧吧。只要我站到画案面前，那种舒坦与满足便无与伦比。就是在这里，我乐此不疲地做了十几年的手工活儿。